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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亿配」信达证券高管换血谋上市 展业过度依赖大股东

发布日期:2021-02-10 浏览次数:

日前,信达证券招股招股说明书在中国证监会官网披露,意味着中国信达(1359.HK)将进一步拆分信达证券的独立IPO。

事实上,早在2019年底,当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北金所”)挂掉信达证券增资项目时,市场就已经猜到它已经开始IPO布局了。从信达证券的行动来看,此次增资引入了股东,五家机构来完成股权调整。同时,信达证券在上述增资前后(2019年7月至2020年底)两次调整董事长和更换总经理,部分董事和高管更换频繁。

《中国经营报》日,记者联系信达证券时,相关人士称目前在IPO窗口,一时无法回应。中国信达相关人士也提到,参与的控股公司IPO暂时无法回答。

股权和高级管理层频繁变动

2019年底,信达证券增资项目在北金所挂牌,敏感的市场参与者将其与东兴证券IPO路径挂钩(601198。SH),另一家AMC券商,认为信达证券的增资计划类似于东兴证券IPO前的增资,是调整公司股权结构、加快业务发展以冲刺IPO的重要布局。

2020年4月,信达证券增资。中泰创投、中天金投、昊天光电、前海科创、永新国际认购3.5亿股,增资价格3.81元/股。增资完成后,中国信达将其在信达证券的集中持股稀释至90%,达到87.42%,在下降中泰创投获得4.8%的股权,成为信达证券第二大股东。此外,中天金头、昊天光电、前海科创、永新国际分别持有2.06%、2.06%、1.71%和1.37%。原两个持股较少的保荐人股东中海信托和中材集团分别将持股比例调整为0.52%和0.07%。

2020年8月,信达证券在上述增资及5家机构入驻4个月后,与中信建投签署上市辅导协议。三个月后,证监会披露了信达证券招股的申报草案

除股权变动外,信达证券还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

2019年7月,信达证券董事会多名成员调整,前董事长张志刚、前董事张昌义、李广兵离职。然后小林和朱瑞敏、齐慕丹一起加入信达证券董事会,小林当选董事长。信达证券称,这一系列变更是“股东单位变更的指定人”。不久后,2020年11月信达证券更换董事会时,小林离职,艾久超出任信达证券董事长,在其余董事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一名独立董事。

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信达证券董事长做了两次调整。“股东Unit”的目的是什么?

对比两位董事长的简历可以看出,艾久超是中国信达现任高管,作为董事会秘书,他更接近“中国信达领袖中枢"”。至于新董事,除了独立董事,信达证券的董事会仍然以拥有中国信达简历的董事为主(多达四分之三),新股东如中泰创投也没有任命相关背景的董事。

在高层管理团队方面,信达证券同时也进行了一些人事调整。2019年董事长调整后不久,信达证券原总经理于帆辞职,与艾久超同时加入董事会的朱瑞民接任总经理职务。 

朱瑞民是东兴证券的“开国元勋”之一,在他任职期间,也经历了东兴证券上市前唯一一次增资。此外,他还参与了中国银河证券(601881)的上市和进一步发展。SH)担任首席财务官。信达证券的发展历程和东兴证券很像。它也是在2007年成立并转让证券资产的

除了这两位2019年加入信达证券的高管(董事),信达证券高管还有一些微调。2020年7月,信达证券原合规官兼首席风险官吴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首席风险官,仅保留合规官职位,副总经理兼任首席风险官。

总的来说,尽管经过多次调整,信达证券高管除了引进两名具有东兴证券背景的人才外,主要还是“老手”。对比东兴证券第一份招股申请稿披露的7人高管团队和目前9人高管团队的简历,东兴证券一直以“老将”为主,从高管内外引进的人才相对较少。

投资银行业务失衡

信达证券现任高级管理团队中有4名从2007年开始在信达证券任职的老兵(包括筹备组成员)。除了具有监管背景的合规总监吴(2009年加入信达证券)、具有东兴证券等金融背景的总经理朱瑞民、以及具有东兴证券等IT背景的之外,信达证券的高级管理层没有新鲜血液流入更多的业务线。

在这种背景下,梳理信达证券招股书中的财务数据和经营状况,可以看出,虽然信达证券近年来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上做了很多调整,但出现在结构和业务上似乎并没有大的转变,例如在投资银行业务上,信达证券投资银行主要以债券融资业务为主,而股权融资业务近年来发展相对缓慢。

具体而言,信达证券在股票的主要承销项目在2017年只是作为联合主要承销的一个项目,在2018年和2019年为零。2020年上半年,完成了两个以承销业务为主的单体项目,被市场称为“零突破”。但在债券融资业务方面,信达证券在报告期各期(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完成了9个、25个、37个和17个债券主承销项目,主承销项目总规模分别为466亿元、1145亿元、1049亿元和656亿元。

“IPO承销相对债务

券属于长周期业务。一般来说,IPO承销收入实现的三年前,投行就已开始储备项目。”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提及,当信达证券有IPO承销项目落地,意味着其投行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做项目储备。但就短时间内股权融资业务与债券融资业务失衡局面能否改善的问题,况玉清认为,同样的逻辑下,在投行IPO领域优势不突出的中小型券商,也往往不会出现股权承销收入的突然爆发。

 

  进一步梳理信达证券债券融资业务情况可知,其公司债主要客户分别是国电投资、华能集团、大同煤矿和信达投资等;ABS主要客户分别是中国信达、益田集团、潍坊银行等;金融债主要客户包括中国信达、南洋商业银行、建信金融租赁等。这意味着,在信达证券的投行展业中,中国信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这一发展逻辑早在2007年信达证券获得批文时,就被媒体反复报道——信达证券因背靠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这样一个大平台而拥有了成为大投行的基础,在该战略中,信达证券公司本身的40家证券营业部的网点资源居于次要,因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9个省级办事处的每个员工都在为投行服务。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信达证券也明确了要战略“绑定”中国信达,并梳理出五项具体经营战略,而排在前三的正是中国信达引领战略、另类投行战略和战略客户战略。

  信达证券招股书中的“公司战略目标”是,以另类投行为主要发展方向,以资本中介和战略客户为抓手,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为具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经营体制机制,有行业影响力和差异化品牌特色的现代投资银行。

  在“另类投行”的战略下,信达证券当前“股、债”业务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会否对未来发展造成影响?

  “股、债不协调,弊端较为明显。股权投行是获取优质客户的重要手段,且客户黏性和满意度较高,因此很多头部券商将股权投行、尤其是IPO业务当成券商内部的首要业务。IPO业务做好了,掌握了优质的核心客户,那其他业务自然很好开展。”券商投行人士何南野提到,信达证券当前股权融资业务相对较弱,或会削弱其未来竞争力,注册制未来将进一步全面推进,对信达证券而言,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行业务的巨额承销收入。中长期来看,则因前期未能与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优质客户建立有效关系,或将直接丧失相关业务收入来源。“股权融资业务发展不足,一是和公司业务战略有关,对股权业务重视程度不够,二是与人才队伍储备不够有关。而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则又与公司的激励机制有关。”

  可以看到,信达证券的另类投行打造上,仍有着重点“协同”中国信达的经营模式。对此,况玉清提及,“战略上跟母公司协同很正常。中国信达作为四大AMC之一,有大量不良处置项目资源,信达证券进行协同、介入,目前来看确有不少业务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业务机会是否能够为信达证券带来足以支撑其未来在资本市场的想象空间的体量和规模? 以全牌照券商为例,其收入结构较为平衡,除了投行外,经纪业务、信用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都非常重要。可以说,在市场走好的阶段,经纪业务、自营业务等仍是主要业绩弹性的来源。而这些还需要信达证券的内功,而不是外部协同。”

  股权质押“踩雷”+多次被罚

  2019年,信达证券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为3.16亿元左右,主要是公司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继续计提减值损失3.25亿元。公开信息显示,信达证券因质押回购业务踩雷的上市公司包括*ST盈方(000670.SZ)、邦讯技术(300312.SZ)、ST中新(603996.SH)、中房股份(600890.SH)等。

  具体来看,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违反与信达证券于2015年4月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和风险揭示书》,未按要求履行提前购回业务,信达证券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上海盈方支付本金2998.6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法院依法对上海盈方进行了执行,对质押股票进行拍卖处置后,向信达证券发放执行款项约1272.02万元,因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暂不具备继续执行条件,2017年法院裁定终结相关执行程序。

  有市场人士质疑,信达证券在开展质押回购业务时,是否做了充分的调查? 公司风控措施、内控机制是否完善?

  此外,公开信息显示,信达证券在2017年~2020年6月30日遭到4次行政处罚。同时三年一期(2017年~2019年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加2020年中期)内还受到7次监管措施。其中2次来自股转系统,1次来自证券业协会,剩余4次来自地方证监局。

  具体来看,比较近的两次行政处罚中,2019年3月,因为信达证券福州54路证券营业部未按规定识别客户身份,未调整客户风险等级,被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处以48万元罚款;2020年4月因信达证券在检查期限内(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存在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的违法行为,被央行营业管理部处以280万元罚款,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处以8.1万元罚款。

  与此同时,信达证券及其子公司曾7次受到监管措施,其中有5次都是在2017年到2018年间。最近的一次是在2020年的9月,因为信达澳银未真实公允计算资管计划净值、未充分揭示资管计划风险,上调业绩比较基准误导投资者,不公平对待投资者,投资比例长期超标等问题,深圳证监局对信达澳银采取责令限期3个月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改正期间暂停新增私募资管产品备案。同时要求信达澳银根据内部制度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人员给予扣罚年度绩效奖金或调整岗位等内部处分措施,并报告深圳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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